明清时期出现了不少涉及《国语》的史评著作，如明代邹泉的《尚论编》 “颇有可采之处”［1］761，吴崇节的《古史要评》意在得“纲领节目之旨归”［2］，熊尚文的《兰曹读史日记》为见历史之“本来面目”［3］，陈继儒的《读书镜》 “以己意折衷”［1］764于历史中使人受益，清代黄鹏杨《读史吟评》“杂咏史事”［1］766等等。关于《国语》的评点本也有不少。［4］此外，还出现大量的选本涉及《国语》，如明代邹迪光“善为滑稽”［5］331，因而在《文府滑稽》选取《国语·晋语》中的3篇，用以“破梦、解酲、益饮、释闷”［5］335。明代唐顺之编选的《文编》选取《国语》18篇，通过评语和多样化的符号［6］，以知晓“神明之奥”，得“神明之变化”。［7］刘祜的《文章正论》选取《国语》14篇，为了“有关世教，发明圣学”［8］，选取历代古文，“以足垂法戒者为正论，以词胜而理未足者为绪论”［1］1750。方岳贡编选的《历代古文国玮集》选取《国语》78篇，在《凡例》中称:“兹篇之旨，大存名教”。［9］穆文熙辑录的《国语评苑》六卷，全文选取《国语》，汇集韦昭注、宋庠补，并辑录柳宗元等人的评语，又加以评点而成。穆文熙的《国语》评点影响很大，很早就被日本翻刻，广为流传。［10］另有清代徐乾学编注的《御选古文渊鉴》、杨绳武的《文章鼻祖》等等。

钟惺对《国语》的品评收录在他的《史怀》，以及《隐秀轩集》中。《史怀》卷三集中评论《国语》，采摘八国之《语》，形成44则短评，其中1则收入《隐秀轩集》，题为《管仲》［11］。钟惺品评《国语》主要集中在三方面:一是通过《国语》的编写以及涉及的事件，进而表达自己对周王朝以及君臣的具体观点和看法;二是对《国语》中表现比较出色的历史人物进行品评，分析其道德高低、智慧高下以及个性优劣;三是对《国语》的叙事艺术、写人艺术，以及结构体例等进行点评。

《国语》内容丰富。钟惺在品评《国语》时，以周王室衰微为大背景，从各国君臣的言论中总结经世之论，同时提出自己的看法。钟惺首先从三方面感叹了周王室的衰微。一是从体例来看， 《国语》把宗主国周和各诸侯国列在一起，编成一书，表明了周王室的衰微，所以钟惺说:“《国语》列周，盖以列国待周也;三颂列鲁，盖以天子待鲁也。此周之所以为春秋也。素王素臣，其微可睹矣。”［12］35二是从整体记述来看， 《周语》对中兴之主周宣王的记载偏于过失，但却反映了周王室衰微的事实。周宣王曾经任用贤臣、对外用兵，一改周厉王时代的暴虐，以至出现国家安定的大好局面。对于这样一位君主，《国语》却集中在宣王不籍千亩、为鲁武公立戏、料民三个反面事例上。由此可见，《国语》 “其意曰以宣王而犹如此也，又曰，宣王之世已如此矣。此周衰之所以益不可为也”。［12］35三是从具体内容来看，如襄王拒晋文公请隧一事。隧礼是天子之礼，晋文公却越级请求赐予隧礼，周襄王坚决拒绝，最终维护了周礼，但这确实反映了“周之衰也”。

其次，钟惺强调“和”的思想，认为“和”是治国的基础。 《周语》记载，周景王建造大林钟、无射钟，单穆公劝谏说:“非和也”［13］137。钟惺评论单穆公的劝谏:“和龢者，形与物相安之谓也。器小受大，物过于形，满则溢，倾则危，凡事皆然。孔子所以致感于欹器也。大哉言乎!天人消息之理，不出此一事一言得之。”［12］36对于治国理家而言，“和”非常重要，犹如物与形，要相互匹配、合适才好，如果破坏了“和”，国势必然走向危险的境地。《郑语·史伯为桓公论兴废》中史伯把周王室衰败的原因归结于“去和而取同”，并进一步说明:“夫和实生物，同则不继。以他平他谓之和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;若以同裨同，尽乃弃矣。”［13］573钟惺同意史伯的分析，并赞叹史伯把“和”的思想和天地万物联系起来，十分深刻地揭示了道理:“从来论同者有之，未有以天地生物之理明之者。一言而气运之汙隆，人事之始终备焉。观晏子之论，旨广而意危矣。”［12］43“和”的表现之一就是在具体问题中上下一致，同心同力。越王勾践在起兵攻打吴时，上下同心，最终取胜。越王胜就胜在讲究和，故钟惺评价说:“春秋时，中国君臣轻民命极矣。越以夷裔之主，能用民心而不尽其力，信陵君遂用之以救赵而胜秦，亦以自示其贵精不贵多，在和不在众也。无越之生聚教训，君臣同心，不精不和而欲效其所为，不几于宋襄之仁乎?”［12］4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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