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文话”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体裁之一，是论述文章作法或评论作家作品的著作，与诗话、词话、赋话性质基本相同。“文话”是我国文章之学的重要资源，对文章创作与研讨产生过重大作用和影响。王水照先生主编的《历代文话》共收录143种“文话”，为我国文章学的研究提供了翔实而又可靠的文献资料。《历代文话》大致从“文道论”“文气论”“文境论”“文体论”“文术论”“品评论”和“文运论”等方面来评文论事，其中“文体论”中有相当多关于某种文体的品评资料。

宋人倪思曾明确提出“文章以体制为先”[1]14，明人吴讷亦言“文辞以体制为先”[1]9。童庆炳先生说：“从文学传统上看，中国是一个十分讲究文体的国度。”[2]8钱志熙先生亦说：“中国古代存在着丰富的文体学传统。”[3]这说明文体问题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历来备受重视。因此，本文就以各种“文话”资料为主，兼及其他零星的文评资料，通过“七”这一古代特有的文体，总结古代文评家们在品评文体时的方式和角度。

提到文体，首先应该是解释文体名称。只有名称解释清楚了，才能对文体的体制及其他方面了解得更加深入，此即所谓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已经开了为文体辨名的先河。如其《杂文》中提到七体的命名：“枚乘摛艳，首制《七发》，腴辞云构，夸丽风骇。盖七窍所发，发乎嗜欲，始邪末正，所以戒膏粱之子也。”[4]254就用七窍嗜欲所发来解释“七发”之名称由来。清人孙梅也持此论：“一曰《七发》，始于枚乘，原本七情，故名《七发》。”[5]4727但关于文章或者文体名称的解释，不同的文评家有不同的想法，《文选》注家李善就在《七发》下注解：“《七发》者，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，犹《楚词》《七谏》之流。”[6]1559李善所解释的名称含义很简单，直接以实数“七”为说，故名《七发》。此后，很多人都依附其说。明人徐师曾曰：“按七者，文章之一体也。词虽八首，而问对凡七，故谓之七；则七者，问对之别名，而《楚词》《七谏》之流也。”[7]138清人何焯言：“枚叔《七发》，数千言之赋，读者厌倦，裁而为七，移形换步，处处足以回易耳目。此枚叔所以独为文章宗。”[8]947说法貌似有别，实则继承李善之说。至晚清，俞樾、王兆芳又有了新的解释。俞樾《文章释叙》曰：“古人之词，少则曰一，多则曰九，半则曰五，小半曰三，大半曰七。是以枚乘《七发》，至七而止，屈原《九歌》，至九而终。不然，《七发》何以不六，《九歌》何以不八乎？”[9]6255王兆芳亦说：“七者，阳数之逾五者也。古恒言，半曰五，小半曰三，大半曰七。设客主，为七章也。主于托物问答，讽谕归道。源出《管子·七臣七主》篇，流有汉枚乘《七发》，其后演者甚多，《文选》列‘七’。”[9]6315则是联系数字在古代的特殊意义，以古人大半之数释之。

以上解释的七体命名之因，各有立场和角度，我们暂不深究诸说正确与否，仅各种解释本身就提供给后人足够的文献资料，去探究文体命名的真正含义。而且，不同文评家的品评方式和角度又足以启人心智。这些都体现了“文话”类著作的价值。

文体的起源也一直是文评家们关注的焦点。早在西晋时，挚虞就曾写过《文章流别论》，虽然已经散佚不全，但从《艺文类聚》等类书中仅留的只言片语，还是能看到其对文体源流的重视。挚虞之后，很多文评家亦是如此。上举李善《七发》注，除了对文体命名之因进行了分析，还追溯了文体的起源：“犹《楚词》《七谏》之流”。当然，把七体起源追溯到《七谏》，现在看来肯定有误，从产生时间上看，《七发》要早于《七谏》，其不可能受到《七谏》的影响，而且语言形式差别也很大。但是，李善当时能够有意识地去追溯某个文体的起源，在文体发展史上是值得肯定的。清初刘熙载在《艺概·赋概》中说：“枚乘《七发》出于宋玉《招魂》。枚之秀韵不及宋，而雄节殆于过之。”[10]92刘师培在《论文杂记》中亦说：“《七发》，始于枚乘，盖楚辞《九歌》《九辩》之流亚也。”[11]113其说虽与李善有别，都仍是从《楚辞》的角度来为《七发》循流探源的。除了楚辞，也有将七体溯源至其他篇章的。明人谢榛曾引赵王枕易之说：“《七》法来自《鬼谷子·七钳》*《鬼谷子》中没有《七箝》，当为《飞箝》之误。之篇。”[12]27其实是从《七发》一文利用心理变化的规律进行开导启发这一点来说的。《飞钳》对于驾驭人心，分析透彻，它利用人性的弱点以达到游说的目的，《七发》在这一点上与之相类。清人章学诚亦云：“孟子问齐王之大欲，历举轻暖肥甘，声音采色，《七林》之所启也；而或以为创之枚乘，忘其祖矣。”[13]62他认为七体肇始于《孟子》，具体说来就是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“齐桓晋文之事”章中一段话。上述诸例虽然对七体起源理解有异，但都追溯到了具体的篇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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