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代著名文论家刘熙载，论诗话文评曲品词，十分强调作家思想感情以及为人处世的“人品”在创作实践中的作用和影响，提出了“诗品出于人品”的著名论断。这也是他文艺品评的重要原则和文学评论的核心。他认为诗品是人品的一种反映，是诗中的人品。前者具体指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的高低，后者指作家的道德品质。

从这个观点出发，在《艺概》中，对品格高尚的作家的作品，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推崇；对于品格不高者，则常有微词。他称屈原的《离骚》“一往皆特立独行之意”(《赋概》)。这就是说，屈原的《离骚》正是他高洁人格的表现。他说柳宗元的散文是“民心瘼，故所治能有惠政。读《捕蛇者说》《送薛存义序》“颇可得其精神郁结处”(《文概》)。柳宗元关心人民疾苦，立志改革，才使他能够写出那么好的文章，既直接尖锐地对现实加以揭露，又能抒发他思想上积郁的对现实的不满。他认为词也是词品出于人品，“论词莫先于品”(《词曲概》)。人品体现在作者的文品中，就连书法也不例外。他说：“如其学，如其才，如其志，总之曰：‘如其人而已。’”(《书概》)还说：“笔性墨情，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。是则理性情者，书之首务也。”(《书概》)这就强调了人的才学、思想、性情，是书法中最重要的。

基于上述思想观点，刘熙载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认识，往往相当深刻、明确，他能够透过一些作品扑朔迷离的表面现象，发掘出作家作品深层的思想内涵，揭示作品的真实内容和艺术价值。在评论李白、杜甫的异同时，他明确指出：“太白与少陵同一‘志在经世’，而太白诗中，多出世语，有为言之也。屈子《远游》曰：‘悲时俗之迫厄兮，愿轻举而远游。’使疑太白诚欲出世，亦将疑屈子诚欲轻举耶！”(《诗概》)这就清楚地指出李白“志在经世”，他的一些描写神仙境界的游仙诗，表面上看来浪漫、超脱，可仍然是一种“有为言之”的创作。

为了把问题说得更为确切，刘熙载还以屈原的《远游》为类比，阐明了自己的观点。他认为杜甫“志在经世”，又善于抒发真实情感，这样的人，如果能够得到明主的器重，为世所用，一定能够“济物”救世。他说：“颂其诗，贵知其人，先儒谓杜子美情多，得志必能济物，可为看诗之法。”(《诗概》)他还十分推崇苏轼、辛弃疾的诗词，《词曲概》说：“苏、辛皆至情至性人，故其词潇洒卓茕。”又说：“英雄出语多本色，辛弃疾词，于是可尚。”他对那些具有高尚情操和崇高品质，又有伟大的抱负和爱国心的作家，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相反，对那些在创作上虽然也有很高造诣，但是人品上欠缺，或内容空泛的作家作品，却表示出明显不满，甚至加以否定。他尖锐地指出那些描写歌姬、舞女的词作“类不出绮怨”(《词曲概》)。说北宋大家周邦彦与妓女谈情说爱的词，不过是其淫情荡旨的宣泄，“当不得一个‘贞’字”。这在晚清浙江词派与常州词派大都推崇温庭筠、冯延已、柳永和周邦彦的背景下，无疑是一副清凉剂。

实际上，强调知人论世，诗品、文品与人品的关系，重视做人与作文之间的关系，“读其文想见其人”，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可贵传统。当然，人品有两方面的含义：一是指个性气质，二是指道德品质。人的个性气质不同，作品风格也各不相同。

气质与作品风格息息相关，德行也与作品风格血脉相连。孔子就说：“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”意思是有德行的人必定有好言语，而有好言语的人，就不见得一定有德行。这“言”也可以理解为是文章。对此，孟子有更著名的论述，《孟子》说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，可乎？”这里明确指出：诵这个人的诗，读这个人的书，不了解这个人是不行的。这与孟子“知人论世”思想是一致的。

汉代扬雄曾这样说：“言，心声也；字，心画也。盖谓观言与书，可以知人之邪正也。”意思是说，言为心声，君子小人之心不同，所动之情不同，其言也必定相异。强调的也是文章或书法作品，往往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反映，通过作品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品好坏。王充在《论衡》中批评汉赋片面追求形式美、内容空洞的弊病时，提出了“心以文为表”的观点：“文由胸中而出，心以文为表。……实诚在胸臆，文墨著竹帛，外内表里悉相副称。”显然，王充的“心以文为表”说源于扬雄的心声心画论，但王充对作家心胸的“实诚”作了进一步要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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