黄钺(1750—1841)，字左田，安徽芜湖人，乾隆五十五年(1790)进士，官至户部尚书。工诗文，善书画，其著作有诗文集《壹斋集》，在画论方面著有《画友录》《二十四画品》，尤其是《二十四画品》在清代画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，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，还是清代艺术理论完整体系中的重要一环。许多美术理论家都曾经对该书进行撰述或释读，如余绍宋在《书画书录解题》中称其为“措辞典雅清新，斐然可通”[1]328；郑午昌在《中国画学全史》中称其“以四言韵语曲达画趣，足与《二十四诗品》并传”[2]394；新中国成立后，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辑有《中国美学史资料汇编》，整体篇幅并不算太大，但在清代浩瀚的美学艺术文献中全文选录《二十四画品》，[3]35足见编者对它的重视，以及对其中所蕴含艺术价值的肯定。其后，现代美术史论家俞剑华、温肇桐、郭因等先生对《二十四画品》都有简短引用和评议，虽然有褒有贬，但总体而言都肯定了此书在古代画论和艺术理论中的重要价值。但从目前来看，美术史论界对《二十四画品》的研究还十分欠缺，不够深入。

黄钺《二十四画品》主要论述山水画理论，详细地探讨了其中存在的各种意境与审美风格。在形式体例上受到晚唐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》的影响，审美观念方面借鉴了清代诗人袁枚《续诗品》有关性灵、性情之说。他强调绘画必须追求气韵、神妙的境界，重视画理，主张造境等必须符合客观之理，既强调高古的山水画传统，又强调“纵其性灵”“舍法大好”“听其自然”的创作方法，具有很强的辩证思维。黄钺能够在自己艺术实践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，不仅在艺术理论上有突破，很多绘画理念，如“纵笔快意，画亦不妙”等，对今天的书画艺术创作仍然具有借鉴意义。

一、从《二十四画品》看传统评品范式

自魏晋伊始，“评品”便成为中国文艺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和艺术评论范式。“品”是对作品进行整体把握，“评”是论其高低、得失。无论是对艺术家人品的评判，还是对其作品风格、艺术水平，以及历史地位的升降的界定，古人都用“品评”进行划分。可以说，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类别划分和历史定位，基本是由“品评”理论所建构的，“品评”自然也就成为古人文艺评论最主要的范式。钟嵘的《诗品》、司空图的《二十四诗品》、谢赫的《古画品录》、张怀瓘的《画品断》、黄休复的《益州名画录》等著作，虽艺术类型不同、判定标准亦不同，但大都遵循了“品评”的写作体例。

谢赫的《古画品录》中设有六品，但六品标准谢赫没有进行明晰的理论表述。人们意识到，评定的高低与所设立的标准有关，标准不同，评价的结果很可能出现很大的不同。虽然，没有一个恒定通行于各个时代的评判标准，但对于艺术作品进行准确公允的评定，有利于艺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。从文艺理论方面来看，晚唐司空图所撰写的《二十四诗品》，试图建立起来的就是一个规格标准，在盛唐诗歌鼎盛的形象逐步消退之时重新确立新的典范。这是另一个“品”的传统，不是评级，而是品类，即类别化。对不同的艺术风格作出界定，给出标准，我们称之为“区分品格”。所以，一般而言“评品”有两大路径：一是区分品第，即给诗人、艺术家及其作品打分，以谢赫的《古画品录》为代表；二是区分品格，对不同的艺术风格给予界定说明，确定标准规格，以司空图的《二十四诗品》为代表。黄钺的《二十四画品》便属于第二种类型的著作。《二十四画品》篇幅很小，虽是仿前人体例，却具有鲜明的特点，现代著名画论家温肇桐先生对此书有一个概括：

《二十四画品》虽以“画品”为名，实际已与谢赫以来的绘画批评的所谓“画品”著作全然不同。他没有根据一代画家和他们的艺术水平评论，只是从各种艺术风格作了论述而已。因为此书是依照唐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》体例，致力于摹神取象地探究绘画艺术风格的形成及其特征与特点，予以细致地、概括地描述。这种描述，虽然从比较抽象的概念出发，可是却运用了四言韵语的形式来写成，文词典雅，清丽可诵，表现了栩栩如生的形象，对于批评欣赏中国民族绘画，特别是写意画以至于所谓“文人画”，是有一定作用的。[4]86-87

黄钺著《二十四画品》本是“仿司空表圣之例”，自然就不是谢赫“画品”的传统，如温肇桐所说：“《二十四画品》虽以‘画品’为名，实际已与谢赫以来的绘画批评的所谓‘画品’著作全然不同”。在“品”的两种不同传统路径中，虽时隔千年，司空图《二十四诗品》和黄钺《二十四画品》却有着共性，都是以区别品类为体例标准，成为在诗歌与绘画方面所建立的典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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